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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周年系慶紀念 | 先生楊晦:文藝與社會

發布時間: 2019-12-04   來源:

編者按:2019年11月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辦了楊晦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會,以此會議為開端,北大中文系110周年系慶系列活動正式拉開帷幕。圍繞楊晦先生在創作、治學、教育等方面的寶貴精神遺產,策劃組稿紀念專輯,跂望碩德名賢嘉言美行,光大先生之余風,以啟未來。

他是作家,是老師,又是戰士。

——穆廣仁《作家,老師,戰士》

 

在將要結束這篇紀念楊先生的文章時,我想到了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用它來形容楊先生的一生,我以為也是很恰當的。

——嚴家炎《在我記憶中的慧修師》

 

回憶起來,他的外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其頭發。先生的頭發晚年已經雪白,但一根根直立著,好像一叢銀針,絕不偏倒;好像一束芒草,追逐日光。這種怒發沖冠似的頭發,很容易令人聯想到魯迅。

——董學文《英名永憶趙家樓——紀念楊晦先生百年誕辰》
 
 
(楊晦先生)
 
楊晦(1899.3.25-1983.5.14),原名興棟,后改名晦,號慧修。出生于遼寧遼陽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門,與朱自清等人同班。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作為第一批學生沖進趙家樓。畢業后輾轉各地任教。1925年,與陳翔鶴、陳煒謨、馮至等人商定出版《沉鐘》周刊。1949年被聘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并于翌年擔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直到“文革”開始。主要著作包括劇本《誰的罪》(1922)、《來客》(1923)、《楚靈王》(1933),獨幕劇集《除夕及其他》(1929),譯作《悲多汶傳》(1927,現譯作貝多芬)、《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1929)、《當代英雄》(1930)、《雅典人臺滿》(1943),文學論集《文藝與社會》(1949)等。楊晦先生是“著名文藝理論家”“作家”“教育家”“五四運動老戰士”,為中國文藝理論發展和北大中文系學科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2019年是楊晦先生誕辰120周年,本文旨在介紹楊晦先生的主要事跡和學術貢獻,以遙寄對楊先生的緬懷之意。
 
一、從農民之子到五四先鋒
    1899年3月25日,楊晦出生于遼寧省遼陽縣小營盤村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楊晦的父母都是文盲,但卻頗有遠見。盡管當地缺乏良好的文化氛圍,但他們還是堅持把楊晦送到學堂讀書。楊晦八歲入本村私塾,兩年后轉入鄰村八家子讀初小,第二年又轉到小煙臺鎮讀初小和高小。楊晦讀書很用功,學習成績很好,尤其是國文。十四歲時,楊晦高小還未畢業就自己跑出來以國文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遼陽縣立中學。
 
    然而,客觀條件還是暫時中斷了楊晦的學業。1916年,遼寧鬧大災荒,楊晦只好停學。為謀生計,他考入設在沈陽的東三省郵務管理局,在這里做了11個月的郵務生。楊晦一邊當學徒,一邊閱讀《新青年》等報刊,初步領略到外面的時代新潮流。第二年春天,楊晦返校學習。1917年夏,楊晦啟程前往北京,并成功考入北大哲學系,成為了北京大學的一名本科生。當時楊晦所在的班上很多同學都成了后來卓有成就的名人,包括作家和學者朱自清、歷史學家顧頡剛等。在北大就讀期間,楊晦參與了校內組織的新聞研究會,并廣泛涉獵各種刊物,受到北大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和洗禮。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楊晦滿懷熱情地參與了當天的學生運動,并作為幾位先鋒之一率先進入曹(汝霖)宅趙家樓。盡管曹汝霖不在,卻教訓了適時出現的時任駐日公使章宗祥(當時學生們并不知道此人的身份)。“火燒趙家樓”成為五四運動的標志性事件之一,給當局政府和全國人民以極大震動,在歷史上留下了醒目的一頁。對于“火燒趙家樓”的往事,楊先生顯得很低調,他說:“那會兒,思想也不是怎樣明確,別人說去,我也跟著去了。那個運動,當時也不覺怎么的,時間越久,越覺得偉大。”楊先生過逝后,王力先生曾為其擬過一幅挽聯:“文論長懷陸子賦,英名永憶趙家樓。”后一句所稱頌的,正是楊先生當年作為五四先鋒勇闖趙家樓的事跡。
 
(北京大學學生游行)
 
五四落潮后,楊晦于1920年回到遼寧,在沈陽第一師范學校任教。然而僅一學期,就因宣傳新文化啟蒙教育運動和支持學潮受到通緝,被迫離校。經此挫折,楊晦清醒地認識到當時社會的黑暗。1921年,楊晦轉到河北定縣省立第九中學教書,并更名為楊晦(原名楊興棟),以示憤慨和自勵。
 
二、籌辦《沉鐘》:“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
1923年秋,楊晦又輾轉來到北京孔德學校中學部,并在北京結識馮至等人,開啟了其文學生涯中的重要一章。在這里,楊晦與馮至、陳煒謨、陳翔鶴等人朝夕相處,感情日深。1925年,四人在北京重聚,決定創辦一個自己的文學刊物。馮至受到德國劇作家霍普特曼的劇作《沉鐘》的啟發,又在幾人商議處的北海公園看到“天際有一顆巨大的流星滑過,隨后不知從什么地方又傳來幾聲鐘響”,于是提議將他們的刊物命名為“沉鐘”。霍普特曼的《沉鐘》享有盛名,曾有文論家認為其題旨在于“藝術家若要完成他的理想,必須獻出整個的生命,忘懷家庭與世俗的生活,要有足夠的勇氣獨行其是。那些不敢這樣做的人,就不能攀登藝術的高峰。”對于這樣一種將藝術堅持到底的精神,四人都十分贊同。由于刊名的緣故,后來就有人把他們創建的團體叫作“沉鐘社”。沉鐘社的分工大體如下:陳翔鶴和陳煒謨寫小說,馮至寫詩,楊晦則主要寫劇本。1925年10月,《沉鐘》周刊正式發行,篇幅較少,每期僅8個頁碼,由四位創辦人出資自費印刷。但盡管如此,自費印行仍遇到很大困難。到1926年2月,《沉鐘》在出版到第10期時不得不暫時停刊。
 
在沉鐘社中,楊晦最為年長,其他三位成員都把他當作兄長看待。因此,楊晦自然成為社團的核心。再加上楊晦性格堅強,具有自覺而強烈的擔當意識,其他成員對這位“兄長”十分敬重。馮至在給楊晦的一封信中說:“茫茫人海,除了我的父親,便是慧修了……。”陳翔鶴也在信中說:“我平常是完全不服人的,在你面前,無論是對與不對,至少都也要服從幾分,我對你時常都有‘長兄’的感覺。”
 
(馮至致楊晦的書信)
 
讓沉鐘社的社員們感到遺憾的是,盡管他們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沉鐘》卻一時間沒有取得很大的反響。馮至在給楊晦的信中說:“自從出版一月以來,我們的刊物真像是走入無人的曠野。”陳翔鶴也很著急:直言《沉鐘》“仍是‘沉鐘’,沉著不響!”對于刊物遭遇的冷漠,楊晦也有些受打擊,但還是表明了堅持的態度,在《沉鐘》第10期的《無題——代啟事》一文中宣示:“有人說,我們的社會是一片沙漠。——如果當真是一片沙漠,這雖然荒漠一點也還靜肅;雖然寂寞一點也還會使你感覺蒼茫,何至于像這樣的渾沌,這樣的陰沉,而且這樣的離奇變幻!……總要竭盡我們的力量,使我們這個小小的刊物——繼續下去。”令沉鐘社的成員們感到欣喜和振奮的是,就在《沉鐘》處于孤寂無聞的狀態之中時,他們的文學活動得到了他們所崇敬的魯迅先生的肯定。在《野草·一覺》中,魯迅引用了《沉鐘》發表的《無題——代啟事》,并為這“人間”有沉鐘社的青年這樣的“粗暴的靈魂”而感到欣慰。但同時魯迅又對沉鐘同仁只滿足于“搞翻譯、寫詩”而“不參加實際斗爭”有所批評,實際上指出了沉鐘社與其前身淺草社在致力于“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的同時,也造成了自身的“寂寞”,沒有與社會取得更深的關聯。然而魯迅對這個年青的文學社團是仍是珍愛的:“沉鐘社卻確是中國的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
 
三、“文藝與社會”:建國之前的文學創作、譯介和批評
楊晦的創作實績主要體現在戲劇上。1922年,楊晦以河北當地流傳的一個婆婆虐待并害死兒媳的故事創作了社會問題劇《誰的死》。1923年創作四幕話劇《來客》。1929年,楊晦的獨幕劇集《除夕及其他》作為《沉鐘叢刊》第5種由沉鐘社出版。1933年又創作五幕歷史劇《楚靈王》。楊晦這一時期創作的不少劇本都具有比較強的現實意義,而戲劇顯然也是暴露社會問題的一個比較適合的文體形式。關于楊晦對戲劇的鐘情,馮至認為,由于出身于貧苦的農民家庭,楊晦“有一種蔑視艱難困苦而勇于同艱難困苦作斗爭的堅強性格”;但同時由于經常看到農民遭遇到各種苦難,社會上出現各種不平之事,“他也時常流露出憂郁的心情”。這使得楊晦得以與西方的一些悲劇產生共鳴,并將這一情感共鳴帶到自己的文學創作當中。農民出身又使楊晦的創作帶上了一種“農民視點”,使他對社會底層人民帶有一種特別的同情和眷顧,他的早期劇作可以看作他以文學的方式與這些下層小人物之間產生心靈交流的對話。此外,楊晦的戲劇在風格上則“充滿散文詩的氣息,深沉黯淡,令人心碎”。而楊晦的劇本多未曾在舞臺上搬演,這與其散文化的文體風格不無關系。
 
(楊晦先生獨幕劇集《除夕及其他》)
 
除了文學創作,楊晦在文學翻譯上也多有創獲。楊晦的一些譯作如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埃斯基拉(今譯埃斯庫羅斯)的《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羅曼·羅蘭的《悲多汶傳》(今譯貝多芬)、莎士比亞的《雅典人臺滿》等,都是當時最早或較早的中譯本。從對翻譯對象的選擇上來看,楊晦比較傾向于西方悲劇或現實指向較強的作品。在為《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撰寫的評論文章中,楊晦寫道:“人生是一種試煉,是一種凄慘的試煉。你要強韌地忍受痛苦,要堅實地承受磨折,你要憤激,你要憤激地反抗一切。要于百煉之后如同精金一般,要于瘡痛之余不肯低頭;這才顯出真正強者的本色。”在《雅典人臺滿》中,楊晦又特別關注其中的“黃金詛咒”:“黃金呀!黃澄澄的,閃光的,貴重的黃金呀!……這么多的這種東西會使黑的白,丑的美,錯的對,賤的貴,老的少,怯的勇起來的。”其間不難看出楊晦作為譯者在其中隱含的情感力量。
 
在文學創作與翻譯之外,或許更重要的,是楊晦的文藝批評。楊晦的文學批評始于抗戰之后。抗戰期間,楊晦先后發表了《藝術之宮的陷落》《曹禺論》《沙汀創作的起點和方向》等文章,其中的一些收入1949年出版的文學論集《文藝與社會》。從楊晦為自己的文集所起的書名來看,其文藝批評的基點實際上緊扣“文藝與社會”的關系,這與他的劇作和譯作中所體現出的現實關懷是一以貫之的。楊晦的“文藝-社會”觀后來又在其“文藝公轉自轉說”“農民文藝”“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等命題中得到體現和完善,并主導著他日后的文藝理論研究。
 
四、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時期:“寂寞”與堅守
與許多作家不同,楊晦并非把文學創作當作自己的“第二生命”,在他看來,他還有“比寫幾個劇本更重要的工作”。新中國成立以后,楊晦長期擔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在學科建設和培育人才上做出了很大貢獻。嚴家炎先生評價楊晦與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有契合之處,“前一句可以著重概括楊先生在舊社會幾十年的斗爭,后一句則可代表他在教育事業上長期的無私奉獻。”
 
由于在建國初期長期擔任系主任,楊晦對北大中文系的學科建制產生了很大影響。1953年,北大學習蘇聯模式實行教學改革,在此契機下,楊晦著手建立中國文學和中國語言學兩個“專門化”,并成立了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文藝理論、漢語、語言學和寫作等教研室。1959年增設古典文獻專業,與文學、語言兩個專業構成中文系“三足鼎立”的專業體系。如今北大中文系的專業體制仍沿此格局。除了擔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楊晦還兼任系里的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一職,對推動北大文藝理論學科建設影響深遠。當時教育部請蘇聯專家畢達科夫來北大講學,并在北大設立了全國高校文藝理論研究班。畢氏采取其老師季摩菲耶夫的體系,在北大講授《文藝學引論》。但楊晦認為蘇聯理論與中國文藝實踐并不完全契合,他提出,要深入研究中國文藝思想史,探尋中國審美意識的發展演變軌跡,并產生了建設“中國文藝思想史”學科的構想,主張打通文藝思想史和哲學史,將文學之外的音樂、繪畫、雕塑、書法等也納入研究對象當中。“中國文藝思想史”體系宏大,其建立并非一時之功,但中國古代文論學科作為中國文藝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卻借此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楊晦在擔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期間說過一句有名的話:“中文系不培養作家。”1954級本科生劉紹棠在入學之前已創作了不少文學作品,但楊晦卻告誡他說,如果劉只停滯于此還只能算是“小作家”,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須同時又是一個學者,并列舉古今中外的大作家無一不是學識淵博為證。此外,楊晦主持系務十多年一直堅持語言、文學不分家,主張“語言專業固然要學文學,文學專業也要學語言學課程”,強調語言和文學的有機聯系。這遭到了部分同學的反對。1959年教改高潮時,有同學在文史樓門口貼出了一張漫畫,畫里一只公雞兩只腳分別站在語言、文學兩垛書籍上面,以“有雞聯系”諷刺楊晦所謂“有機聯系”。對此,楊晦堅持自己的原則:“什么事都要分清是非。”但對學生還是采取了寬容的態度。
 
“長期的無私奉獻”伴隨的也可能是長久的寂寞。胡喬木曾用“半生寂寞”來評價楊晦從建國到去世的這段生活。一方面可能是指楊晦為人謙遜,做事不求人知;另一方面也是說楊晦的堅守和執著在當時那個年代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例如,針對當時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資本”就是“知識”,楊晦明確表示反對,認為這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也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實際情況不符。此外,針對當時青年人急于求成的集體科研,楊晦反復強調加強基礎的重要性,這些都與“時宜”相抵牾。在“整風”時,楊晦被當作中文系的“修正主義”來批判,其壓力不可謂不大。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意見。楊晦生前最為崇敬魯迅,特別是其“一生到老志不屈”的堅韌精神,而楊先生自己也是這樣踐行的。
 
(楊晦先生與學生在一起)

 

結語
作為一位“戰士”“作家”“老師”,楊晦先生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他所摯愛的“文藝與社會”。值此楊晦先生誕辰120周年之際,謹向其致以深切的緬懷和崇高的敬意。
 

參考文獻:

楊晦:《除夕及其他》,北京:沉鐘社,1929

楊晦:《文藝與社會》,上海:中興出版社,1949

楊晦著,董學文編選:《楊晦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編:《中國新文論的拓荒與探索——楊晦先生紀念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溫儒敏主編:《北京大學中文系百年圖史:1910-201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詹冬華:《楊晦評傳》,合肥:黃山書社,2016

文字:胡海洋
圖片:引自北京大學校史館
編輯:周思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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